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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社區教育的發展在我國的理解大都處于感性的認識階段，主要是圍繞著社區教育的屬性從社區教育屬于教育范疇、社區發展范疇和組織管理范疇入手，研究者從研究的視角、理論背景以及所要解決的問題的不同進行剖析，沒有統一的認識。直到2000年教育部下發的《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社區教育實驗工作的通知》中，對社區教育作出如下定義：“社區教育是在一定區域內利用各種教育資源開展的旨在提高社區全體成員整體素質和生活質量，服務區域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教育活動。”這一表述，揭示了社區教育的本質內涵，與我國教育部職成司對社區教育的論述基本一致，是目前實踐中較為常見的提法。

因此，社區教育應該定義為：在一定的區域范圍內，充分利用各類教育資源，通過提供適應該區域內多元化的教育形式，為社區內全體居民提供教育服務，旨在提高社區居民的整體素質和生活質量的教育活動。

二、民族地區城鎮社區教育存在的問題

由于受到地理環境和地區間經濟發展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民族地區城鎮社區教育的發展普遍起步較晚、發展較緩慢。直到21世紀初期，民族地區社區教育的各項職能和各項事業才得以發展和逐步完善。但是，目前民族地區城鎮社區教育的發展還比較零散，缺乏系統性、規劃性和可持續性。

民族地區城鎮社區教育存在的問題：一是民族地區各級政府及社區工作者對城鎮社區教育認識不足，重視不夠。一方面是民族地區城鎮社區教育處于起步階段和政府對社區教育的發展及重要性沒有深刻理會，各項政策宣傳不到位。另一方面是因為民族地區城鎮社區在發展建設中，只重視社區政治和經濟的發展，忽略了社區教育發展。二是民族地區城鎮社區教育法規政策缺乏。就是由于法律的缺乏和滯后，社區教育法規政策的不健全，導致了民族地區城鎮社區教育處于混亂無序、發展緩慢的狀態。三是民族地區城鎮社區教育表現形式和途徑比較單一。當前民族地區城鎮社區教育開展途徑和教育方式還都以課堂教學、專題講座為主。四是民族地區城鎮社區教育資源開發利用不夠充分。一方面是社區教育機構與國家教育資源沒有充分結合；另一方面是城鎮社區教育內容與居民需求沒有統一，城鎮社區教育往往就是教育論教育，走形式主義。五是民族地區城鎮社區的網絡設施不健全和網絡信息作用沒有充分發揮。民族地區城鎮社區教育既沒有建立專門的網站也沒有專門的信息渠道。六是民族地區鎮社區教育經費來源單一、投入不足。城鎮社區教育的經費主要來源是依靠政府撥款，來源單一。

三、民族地區城鎮社區教育治理新途徑的對策建議

一是加強政府管理，明確社區教育的戰略地位。1、政府在社區教育建設中，要轉變職能，要從“主導一切”的管理者向“推動一切”引導者轉變，實行主導、引導、協調相結合的策略。要避免在社區教育建設過程中由于政府主導一切，造成的政府管理失位和缺位現象。2、要建立協調機制。由于社區內居民成員比較復雜，涉及到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生活習慣等居民各個方面切身利益，所以，要組建一個有各個民族共同組成的協調小組，建立有效的協調機制。

二是構建和完善民族地區城鎮社區教育的政策法律體系。法律法規是國家和政府為實現一定目標和任務而制定的行為準則與社會規范。為了保障民族地區社區教育科學有效持續發展，為了盡早實現民族地區終身教育目標，盡早實現國家建設學習型社會的宏遠目標，民族地區應該以法律的形式明確規定社區教育在社會發展建設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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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C93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35-0057-02

一、非營利組織在社區建設中的作用

1.非營利組織是推動社區發展的重要力量

基金會、慈善組織、志愿團體、社區自治組織、業主委員會、鄰里組織、老人協會等等形形的非營利組織以其區別于政府和企業組織的章程和活動方式推動著社區的發展。非營利組織以其不同于政府組織和企業組織的方式提供著方便、實際和高效的公共服務，而且非營利組織提供的社區服務往往更能體現社區的需要，服務更直接，更具人文關懷特征。

2.非營利組織提供著直接、具體和富有人性化的公共服務，滿足社區居民的多種需求

根據社區民眾實際需要而提供的社會服務在某種程度上比政府專業組織和專業人員的服務更具有人性化。在特定的社區內，傳統的社區服務已經難以滿足社區居民日益增長的需求，這對社區非營利組織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型的非營利組織應該改變過去服務對象單一，服務方式保守的問題，在推動社區建設和社區發展的工作中，不僅要扶貧幫弱，更要將與社區居民生活切實相關的問題落到實處，比如，安頓下崗失業人員，養老保障等，確保社區工作更加具體和人性化，滿足社區居民的多種需求。

3.非營利組織對志愿者的吸引和動員能力，是充分利用人力資源激勵民眾參與社區發展的重要手段

近年來，我國的社區志愿服務有了很大的發展，隨著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它們應當成為動員和吸引志愿人員開展社區服務的重要力量。這種針對社區的志愿服務是培養社區意識、增強社區認同感和歸屬感的重要方式。隨著人們接受教育比例的擴大，文化素質的提高，人們已經不在滿足于吃飽穿暖的物質生活，對精神境界的要求也在提高，越來越傾向于從提供志愿服務中獲得滿足。這就需要非營利組織適時地為志愿者們提供這樣一種平臺，一種提供志愿服務的途徑。這樣既減輕了社區的財政負擔，又能調動人們建設社區的積極性。

二、我國非營利組織在促進社區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非營利組織作為推動社區發展的重要力量，在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由于受我國體制等方面的影響，還存在很多問題。

1.政府干預過多，社區自治組織行政化傾向明顯，獨立性差

社區管理的自治組織是居民委員會，不屬于國家行政機關，它與政府機關是指導與被指導、協助與被協助的關系。但事實上，居委會的行政性傾向特別明顯，從工作人員的配備到居委會的日常瑣碎事務，都深受政府機關的干預。這種問題的出現與我國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有關，從政府部門衍生出的非營利組織往往帶有高度的行政化和官僚化特征，對政府的依賴性強，對政策指令唯命是從，缺乏獨立性和自主創新意識。居委會的自治職能的蛻變，無法滿足居民的參與需求和期望，居民也不相信自己的參與能夠影響居委會的決策。由此導致居民參與嚴重不足，對社區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漠不關心。

2.政府準入門檻高，使得提供專業性、技術以及社區居民自發組織的非營利組織難以進入社區并在社區扎根

在我國，根據社團登記管理條例，一個機構必須依托一個業務主管部門，才能在民政部門注冊成為社會團體。因此可以看出，國家對非營利組織的準入門檻是嚴格的，這就造成了一些非營利組織要么選擇掛靠某個政府部門，成為同青聯、婦聯一樣的半官方組織，要么注冊成為普通的營利性公司，或者有的干脆選擇不注冊，更不用說進入社區為居民服務了。

3.社區內非營利組織成員整體素質偏低，老齡化和非專業化現象嚴重

在我國，存在這樣一種現象，街道及居委會干部年齡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業務素質不高，而年富力強、文化層次高、懂得現代社區管理的年輕人才十分缺乏。而這一狀況嚴重阻礙了現代社區建設，一些隨著社會發展出現的新型生活問題，他們無法提供專業和及時的服務。比如，現代社會問題的日益增多，給許多家庭成員造成沉重的心理負擔，有工作壓力、生活負擔、子女教育、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等。這些問題的及時解決也是現代社區管理工作中的重要部分，這就需要具有專業知識和技巧的高素質工作人員。因此，要鼓勵高學歷高素質的年輕人才積極參與到社區管理的工作中來。

三、促進非營利組織在社區發展中發揮更好作用

我國的非營利組織尚處于起步階段，很多地方都還存在不少問題和困難。因此，就很有必要借鑒國外非營利組織在社區建設方面的經驗，同時結合我國實際，從而形成有中國特色的非營利組織發展思路和社區建設模式。

首先，我國政府應對非營利組織給予政策和資金上的扶持與幫助。

非營利組織對促進社會發展和社區建設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因此，作為國家政府層面，應采取推動措施促進非營利組織的健康成長。一方面，政府應以立法形式給予非營利組織一定的法律保護，明確其社會地位，以及與政府、社會、市場之間的關系。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應是平等的、指導與被指導、扶持與被扶持的關系，與社會和市場之間應是促進與被促進的關系。另一方面，政府應適當調整非營利組織的準入門檻，對于民間組織和公益性組織應給予鼓勵政策，在資金支持上，應給予一定的免稅措施，鼓勵私人和基金會的捐贈，制定相應的非營利組織資金募集和管理辦法，并納入法律保護的范疇。

其次，非營利組織要加強自身獨立性，同時要與政府保持良好的平等合作關系。

政府要下放給非營利組織充分的自，雖然事實上，當今許多國家的大多數非營利組織都不可能完全獨立于政府，首先在資金來源上非營利組織必須接受政府資助，對政府財政的極度依賴決定了非營利組織很難有其所宣稱的獨立的決策與執行能力。因此，完全獨立于政府的非營利組織是根本不存在的。但非營利組織完全可以加強自身的控制力，開辟資金來源渠道，擴大民間資金對其支持力度，解決資金不足問題。一方面要避免受政府的行政干擾，保持自身的獨立性，另一方面，又應該使其工作置于政府監督之下。在社區建設和管理工作中，居委會等非營利組織應該充分聽取政府的意見和建議，積極參與政府的工作計劃。同時，也可以監督政府工作，避免權力被濫用，維護自身的利益。

第三，非營利組織應積極參與社區建設，為社區居民提供多樣化的服務。

非營利組織在參與社區建設中，始終貫徹其非營利性和志愿公益性的基本宗旨，把滿足社區居民的基本需求，為社區居民服務放在首位。而現代社會給社區居民生活帶來的各種問題和壓力，使其對社區服務功能提出了更多樣化的要求。政府機構由于受體制的限制，對于人民群眾的多樣化需求往往反應遲鈍，這時就需要非營利組織來填補社區服務多樣化的不足。比如，面向社區居民的各種便民利民服務、社區醫療服務、兒童照看服務、孤寡老人陪護服務、殘障人士及貧困戶的優撫服務等。另外，非營利組織對社會服務功能的拓展，既可以為社會拓寬一部分就業渠道，減輕政府和社會的壓力，又可以起到緩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作用。

第四，改變由街道辦事處直接管轄社區福利服務設施的現狀，引入競爭機制。

我國行政體制中由街道辦事處對社區的直接管轄極容易導致處理問題一刀切的做法，無法根據社區的實際情況做出判斷。而如果將社區的服務設施委托給社區非營利組織運營，則會極大地滿足社區居民的不同需求，同時一些專業性、技術性的非營利組織也可以得到進入社區為民服務的機會。但這些非營利組織應該把為社區居民服務作為首要目的，不能以營利為目標。因此這些非營利組織的良好運營就需要政府的財政支持和經營補貼。為此，政府需要制定一套對托管機構服務績效進行考核的指標體系，以及加強對非營利機構的組織監督和公眾監督，總之，政府給市場、給財政支持，可能是培育社區非營利組織的最有效的方式。同時，在社區非營利機構的受托經營中，還要引入追求效率的市場競爭機制，不僅能提高非營利組織的服務質量，也能起到優勝劣汰的效果，從而創造更好的社會效益。

第五，重視對志愿者的教育和培訓，建立激勵機制，吸引優秀人才，使志愿服務社區化。

目前我國社區非營利組織成員大多數是以社區內的中老年人為主，雖然他們是志愿服務中非常寶貴的人力資源，但文化素質和專業知識相對匱乏。面對一些專業性強的工作，比如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的工作則不能勝任。這就需要非營利組織要加強對組織成員的培訓，既要進行志愿服務倫理的教育，還要對他們進行專業知識的培訓，從而提高志愿服務的水平，而不是僅停留在簡單服務和做表面工作上。

同時，要借鑒國外在建立激勵機制方面的經驗，志愿服務不只是付出，也要讓志愿者在付出的同時得到相應的回報，達到助人利己的目的。這樣既可以帶動志愿者的服務熱情，又能吸引一些具有高學歷高素質的優秀人才加入到志愿服務隊伍中來。另外，要提倡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服務，使社區服務建立在社區居民主動參與的基礎上，充分利用社區內的人力資源優勢，使志愿服務社區化，這樣既能節約成本又能使社區服務效率最大化。

總之，在社區發展中，必須充分發揮非營利組織這一重要力量的促進作用。一方面政府要為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法律環境和資金支持，并使其發展軌道能與社區建設相結合；另一方面要給非營利組織獨立發展的空間，充分發揮其自身力量，不斷完善新型社區服務和社區管理，促進社區經濟、社會的協調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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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霞，張智河，李恒光.非營利組織管理[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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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們在現實生活中面臨著各種各樣的社會困境(social dilemma)。在社會困境中，個體利益和集體利益由于不一致而沖突，從而出現個體的理性決策導致集體的非理性結果。社會困境具有兩個特征：第一，無論其他個體做出什么樣的決策，個體做出背叛的決策相比做出合作的決策，能夠獲得更多的利益。第二，如果所有的個體都選擇背叛的決策，那么相比所有的個體都選擇合作的決策，結果要更糟糕。

Hardinl968年在Science上發表了《公共的悲劇》一文，明確指出了個體對私利的追逐造成集體利益損害的社會困境問題。其實，早在17世紀，英國哲學家Hobbes就在他的《利維坦》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霍布斯悖論(Hobbes Paradox)：如果承認人性是自私的，那么群體和社會的協作又是如何實現的?無論是Hobbes還是Hardin都假設人性是自私的，只在意自己的利益，不會為他人考慮，因而面臨社會困境的時候都會做出背叛的選擇――這種假設被稱為理性利己主義(rational self-interest)。

然而，無論是現實生活還是實驗研究，都表明理性利己主義的假設過于片面。Miller和Rather發現，人們常常過高估計利己主義對個體態度和行為的影響。Megiino和Korsgaad認為利己主義不是一個常量，而是一個變量，人們并不是同等動機地追求自我利益。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時，個人也會不同程度地考慮他人的利益(他人取向，other-orientation)。即使在作為典型社會困境的單局囚徒博弈中，也有1／3到1／2的個體選擇合作，在確定人們明確知道不同選擇的意義以及彼此之間沒有任何未來的聯系時，結果也同樣如此。更為重要的是，那些經常做出不同選擇的個體之間具有穩定的人格差異：選擇合作的個體具有合作性人格，選擇競爭的個體具有競爭性人格。這種穩定的人格差異，反映了個體不同的社會價值取向。由于人們具有不同的社會價值取向，因而在面臨社會困境的時候就會做出不同的選擇。

2　社會價值取向的概念和分類

社會價值取向又被稱作社會動機(socialmotive)，社會取向(social orientation)，社會價值(social value)和動機取向(motive orientation)，指個體對于自己和他人結果分配的特定偏好，這是一種相對穩定的人格傾向，也是社會困境研究中最受關注的個體差異變量。

從理論上說，由于個體偏好的不同，社會價值取向因人而異。研究者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對社會價值取向進行了多種分類，但大多數研究者都采用了Deutsch(1958)的分類方法，即將其分為合作型、競爭型和個體型三類。合作型指個體追求群體利益的最大化，競爭型指個體追求相對他人的利益最大化，而個體型則追求絕對自我利益最大化，與追求相對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競爭型相區別。

3　社會價值取向的理論模型

社會價值取向的理論模型大致經歷了從早期的雙維模型(two-dimensional model)到后來的整合模型(integrative model)的發展。

3.1　雙維模型

前面提及的社會價值取向的不同分類，大都屬于早期的雙維模型。在雙維模型中，社會價值取向由兩個維度決定：對自我結果的考慮和對他人結果的考慮。這兩個維度的不同組合，就構成不同的社會價值取向。例如，根據雙維模型，親社會者既追求自身利益，同時也兼顧他人利益，具體表現就是在社會困境中常常采用合作策略，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自身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實現，所以親社會者又常被稱為合作者。這一假設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關注，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有效地解釋親社會者的行為決策。但是，這一模型沒有考慮平等因素，同時也無法解釋親社會者行為同化(behaviorassimilation)的現象：雖然他們常常做出合作決策，但是在多局博弈中，如果面對親自我者多次背叛時，他們也會做出背叛的選擇，而不是一味的合作。

3.2　整合模型

由于早期的雙維模型不能解釋親社會者行為同化的現象，VanLange提出了社會價值取向的整合模型。這一模型加入了對平等(equality)的考察，把早期的兩因素模型發展成了三因素模型，即價值取向是自身利益、他人利益以及兩種利益間的關系(平等與否)三個因素共同考慮的結果。根據這一模型，親社會者既關注自身利益和他人利益，同時也追求自己與他人利益的平等。競爭主義者追求相對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希望自己比別人獲得最多利益，而個體主義者追求絕對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不關注他人利益，只在乎自己是否獲得了最多利益。因為競爭主義者和個體主義者同樣都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只是前者在相對意義上而言，而后者在絕對意義上而言，他們又被稱作親自我者(proselfs)，與親社會者(prosocials)相區別。社會價值取向的整合模型得到了相關研究的支持。

4　社會價值取向的測量

根據不同的理論模型，社會價值取向具有不同的分類界定，但是最常用的測量方法是分解博弈(Decomposed Games)。

Pmitt(1967)以及Messick和Mcclintock(1968)各自獨立地設計了分解博弈，為社會價值取向的分解博弈測量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從McNeel(1973)第一次采用分解博弈測量個體的社會價值取向開始，此后公開發表的38篇文獻中所報告的47個研究采用了各種形式的分解博弈，絕大多數采用的是社會價值取向的三分模型：合作型、個體型和競爭型。分解博弈的題目數量從6組到48組不等，最常用的是9組。分解博弈具有很好的心理測量指標：較高的內部一致性，穩定的重測信度，與心境和社會贊許無關，同時具有較高的生態效度，例如有研究發現，親社會者更多選擇公共交通的出行方式，而親自我者更多選擇駕駛私車的出行方式。

分解博弈一組題目通常包括三個選項，每個選項都是自己和他人的一種收益組合，三個選項分別代表三種不同的社會價值取向，被試需要在其中選出自己偏好的選項。舉例來說，A：500，500；B：560，300；C：500，100。選項A代表合作的價值取向，因為自己的收益和對方的收益相同

(500=500)，差別最小(500-500=0)，同時自己和對方收益之和最大(500+500>560+300>500+100，且500-500560-300>500-500)。在9組分解博弈中，如果被試在不少于6組博弈中具有一致的選擇，就會被歸為相應的社會價值取向。一致選擇少于6組的被試則無法被歸類。

用分解博弈來測量社會價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循環論證。從一個利益沖突的抽象情境中得到個體的社會價值取向，然后應用到較為具體的模擬情境(比如實驗室設置的各種利益沖突情境)，甚至是更為具體的現實情境中去。在這種情況下，循環論證的嫌疑被避免了，因為各種情境的抽象程度不同，測量社會價值取向的情境是最抽象的，因此也就可以作為利益沖突的代表情境，從中區分出不同的社會價值取向。而較為具體的模擬情境，例如囚徒博弈，最后通牒博弈，公共物品博弈，則可以檢驗和運用抽象情境中測量到的社會價值取向。現實生活情境作為最不抽象的一種情境，按照從一般到特殊，從抽象到具體的原則，自然也可以運用抽象情境中測量到的社會價值取向的區分和界定。

5　社會價值取向的實證研究

5.1　采用博弈模型的研究

人們發現，親社會者在各種社會困境中都比親自我者表現出更高的合作性。無論是在資源困境還是在公共物品困境中。在資源困境中，親社會者比親自我者的要求更少，對自己的約束更嚴，更多地考慮集體的利益；在公共物品困境中，親社會者比親自我者會做出更多的捐獻。在重復博弈的社會困境中，親社會者都會最先做出合作，只有在對方堅持背叛的情況下，親社會者才會采取一報還一報(tit-for-tat)策略；而與親社會者相反，個體主義者傾向于采取背叛策略，即使在對方合作的情況下，除非有特定的理由改變自己的策略，例如對方是非合作性的，但是愿意互惠；競爭者則自始至終都會采取被判策略，即使合作對他們本身有利時也同樣如此。

5.2　采用模擬談判的研究

社會價值取向對于談判過程同樣有著重要的影響，因為談判同樣是一種利益沖突情境。那么，社會價值取向在其中有著怎樣的影響呢?De Dreu和Boles發現，在談判的準備階段，親社會者更傾向于采用合作的啟發式(cooperative heuristics)，競爭者更傾向于采取競爭的啟發式(competitiveheuristics)，而個體者則對兩種啟發式沒有偏好。De Dreu和Van Lange的研究也表明，在談判過程中，相比親自我者，親社會者提出的要求較少，做出的讓步較大，利用更多的重組線索，做出更多支持他人的反應。談判結束之后，雖然他們認為對方采取了同樣的策略，但還是會認為談判對手更公正和體貼。

5.3　來自現實生活的研究

除了實驗虛擬的社會困境之外，研究者們同樣在現實生活的社會困境中考察了社會價值取向的效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人們對城市交通工具的使用偏好研究。正如其他的社會困境一樣，私車的使用對個體來說是理性的，可是一旦越來越多的人都使用私車的話，就會使集體利益受到損害，造成交通阻塞、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問題。許多研究表明，相比親自我者，親社會者表現出使用公交車的更強烈的偏好，更多地考慮到自身選擇對環境的影響。

5.4　影響個體的社會認知

除了對行為決策的影響之外，社會價值取向還影響人們在社會困境中的社會認知。研究表明，親社會者和親自我者以不同的方式對社會困境進行建構。Kelley和Stahelski認為，合作者和競爭者發展出了對他人的不同觀點：合作者傾向于認為人們具有不同的合作性和競爭性，有一些人傾向于合作，另一些人傾向于競爭，他們更多地預期對方會合作；而競爭者則認為他人都是同質的，而且都傾向于競爭，競爭者的這種認知偏差會使他們在動機沖突情境中一味選擇競爭，而合作者則會根據對方的行為調整自己的策略。

另外，不同取向的個體對合作與競爭的判斷也是不同的：合作者更多地從評價性的好壞維度看待合作和競爭，而競爭者則更多地從動力性的強弱維度進行判斷。具體而言，親社會者更多地把社會困境看作是倫理問題，認為合作是道德的，競爭是不好的；親自我者則把社會困境看作是權力問題，認為競爭是強大的，而合作是軟弱的。對合作和競爭是否理性和明智的問題，合作者和競爭者也有不同的看法，親社會者認為合作是明智的，他們期待明智的人更多地做出合作；親自我者則認為合作是不明智的，他們更多地期待那些不明智的人做出合作。

6　社會價值取向的研究趨勢

2000年之后，社會價值取向的研究在理論建構和實證研究兩個方面都表現出新的趨勢。

6.1　理論建構

以Kelley和Stahelski(1970)的相依理論和社會價值取向的實證研究為基礎，Van Lange、DeCremer、VanDijk和VanVugt(2007)對社會價值取向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和分析，提出了社會交往中存在六種人際取向：三種親社會取向，即合作、平等和利他，兩種親自我取向，即個人和競爭，一種取向，即攻擊。合作取向的目的在于提升集體利益；平等取向的目的在于提升個體之間的利益平等；利他取向的目的在于提升對方和他人利益；個人取向的目的在于提升自我利益；競爭取向的目的在于提升自我相對他人的利益優勢；攻擊取向的目的在于減少對方的利益。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合作、平等、個人和競爭四種取向的研究，前兩者是親社會取向，后兩者是親自我取向，對利他和攻擊取向的關注較少。這與利他取向和攻擊取向的自身特點有關，前者要求個體之間存在人際依戀、同情和關系承諾的基礎，而后者則常以憤怒為前提，并不是一個自我激發的現象(self-activatedphenomenon)。現有的研究多以陌生人為對象，他們之間沒有情感聯系，同時也大多在中性情緒狀態下參與實驗，因而很少表現出利他和攻擊的取向。

對于六種人際取向，Van Lange和De Cremer等人提出了五個基本命題：第一，大多數人都在社會交往中追求即時的或長期的自我利益，但這不是人們唯一的人際取向。第二，人際取向不但包括個人取向，還包括合作、平等、利他、競爭和攻擊取向五種類型。第三，同為親社會取向的合作和平等聯系密切，經常共同發揮作用。第四，人際取向某種程度上被社會交往塑造，受到個體、他人和情境的共同影響。第五，人際取向代表一種或多種決策原則激活和使用的概率。

6.2　實證研究

第一，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關注影響個體行為

的情境因素。Brucks和VanLange(2007)發現，在存在消極偏差(negative noise)的情境下，親社會者甚至會表現得和親自我者一樣的自私，與不存在消極偏差的情境相比，他們更少做出合作的行為。啟動也會影響人們的行為，研究者們發現道德啟動條件下，無論是親社會者還是低穩定性的親自我者，都會作出更合作的行為，但是高穩定性的親自我者會變得更具競爭性。權力啟動條件下，競爭者的合作性會降低，而親社會者則不受影響，甚至合作性會提高。Giebels，De Dreu和De Vliert(2003)發現，與沒有退路相比，存在另外選擇的情況下，親社會的談判者會表現出較少的問題解決努力，談判的結果也更差，但是親自我的談判者沒有這種差異。Poppe和Valkenberg(2003)發現，相比于有獲得的情境，在有損失的情境下，個體的行為會變得更加自私自利；相比于確定的情境，不確定的情境會讓個體變得更具競爭性。

根據勒溫的心理動力學觀點，行為是個人因素和情境因素的函數。人格與情境對行為的影響取決于兩者的相對強弱。在強情境中，情境因素對行為的影響更大；在弱情境中，人格因素對行為的影響更大。De Kwaadsteniet,Van Dijk,Wit和De Cremer(2006)的研究支持這一觀點：在資源數量確定時，親自我者和親社會者都依據默認的平均分配原則做出決策，當資源數量不確定時，平均分配原則就失去了效力，親自我者比親社會者表現得更自私。

第二，親自我者也會像親社會者一樣關注平等，但其動機并不相同。社會價值取向的早期研究認為，只有親社會者關注平等，但是有研究表明事實并非如此。Van den Bergh、Dewitte和De Cremer(2006)發現在多次囚徒博弈中，親個體者也會表現出和親社會者同樣的追求平等的傾向，但他們對平等的追求是功利性和工具性目的的，最終結果基于自我利益的考慮。Stouten，DeCremer和VanDijk(2005)使用公共物品博弈的研究指出，親社會者對平等的追求是基于公正的考慮，而親自我者對平等的追求則是基于效率的考慮。他們發現，違背平等原則而群體利益仍能保證的情況下，親自我者沒有多少情緒波動，但是親社會者會產生消極情緒。Carpenter(2003)通過多局最后通牒博弈研究發現，具有公正取向的被試會做出公正的行為，但利己主義者則把公正作為一種工具，他們做出公正的行為是因為害怕不公正的行為會被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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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的產生和發展狀況

1.企業社會責任的含義

1923年，英國學者歐利文?謝爾頓在美國考察企業時首先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概念，他把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經營者滿足企業內外各種人類需要的責任聯系起來，并將道德因素包含在企業社會責任范疇之內。

2010年11月1日，ISO在瑞士日內瓦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了主題為“共擔責任，實現可持續發展”的IS026000(社會責任指南標準)儀式。LS026000的標志著首個適用于全球的社會責任概念的提出。根據IS026000的定義，社會責任是“通過透明和道德行為，組織為其決策和活動給社會和環境帶來的影響承擔責任。這此透明和道德行為有助于可持續發展，包括健康和社會福利；符合適用法律并與國際行為規范一致；融入到各個組織并踐行于其各種關系之中”

2.公司治理的含義

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公司治理結構原則》中給出了一個有代表性的定義：“公司治理結構是一種據以對工商公司進行管理和控制的體系”。公司治理結構明確規定了公司的各個參與者的責任和權利分布，諸如董事會、經理層、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清楚說明了決策公司事務所應遵循的規則和程序。同時，它還提供了一種結構使之用以設置公司目標，也提供了達到這些目標和監控運營的手段。

二、企業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之間的關系

（一）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的契合點

1.兩者產生于現代大公司的出現

公司治理和社會責任具有歷史的淵源性和發展的共生性。公司治理和社會責任都產生于現代大公司的出現，兩者統一于利益相關者理論和實踐。公司治理是社會責任得以實施的重要途徑，社會責任則能夠推動公司治理的有效改善與良性發。

在現代企業出現之后，企業社會責任問題開始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現代企業與古典企業相比，首先具有更強的獨立性和公共性。由于股份制和有限責任制的產生，使得企業可以擺脫自然人的束縛，作為一個獨立法人存在，這就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奠定了制度基礎與組織基礎。另一方面，由于股份制拓寬了企業資本的來源，在為企業提供充足資本的同時也使得企業具有了一定的公共性，特別是公開上市的公司，其經營行為具有重要的社會影響，這成為了現代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一個重要原因。其次，現代企業所雇用的規模以及對社會的影響都是古典企業所無法企及的，這使得現代企業在經濟社會中擁有了巨大的權力和影響力，而根據戴維斯提出的“權力――責任模型”，公司的社會責任來自于他所擁有的社會權力，責任就是權力的對等物，所以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在現代企業誕生后顯得更加突出，其理論源頭應該追溯至現代企業誕生。

因此，上個世紀初現代企業的出現是企業發展歷史上的一次重大的革命，不僅是企業自身發展歷史上一次質的飛躍，同時對企業與社會的關系也產生了深遠影響，現代企業的誕生也因此成為了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共同源頭。

2.兩者統一于利益相關者理論和實踐

弗里曼于1984年給予利益相關者的經典定義為企業利益相關者是指“那些能影響企業目標的買現或被企業目標的買現所影響的個人或群”。

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s)，泛指與公司存在各種關系的人或團體，如股東、債權人、雇員、消費者、供應商等。一直以來公司治理爭議的焦點在于公司到底應該為股東服務還是為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而經營。直到上世紀70-80年代經營環境變化使越來越多的個人和群體利益受到企業行為的影響，企業越來越變成“社會的企業”：公司運營不僅影響到對公司付出各種專用性或通用性投資的所有者利益，而且影響到消費者等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除股東外，來自于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制衡對公司經營者正產生愈來愈大的影響。

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引入對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理解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框架，在這個理論框架企業社會責任被明確界定在企業與其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上。也就是說公司的社會責任是公司治理結構的一個核心特征，公司治理結構必須認同和適當保護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并且鼓勵公司和利益相關者之間就創造則富和工作機會以及保護企業財務健全進行積極合作。

從社會責任的角度來看，公司治理就是關于處理公司內部治理制與行使公司社會責任關系(從整個社會)的問題。公司治理目標不僅是股東利益的最大化，而且要保證公司決策的科學性，從而保證公司各方面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最大化。只有當社會責任成為一種制度固定下來，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才能得到根本的解決，而公司治理就是這樣一種有效的制度安排。法人治理結構是承擔社會責任的一種制度機制。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就是公司所有權的有效實現形式，是以產權為基礎的均衡相關者利益的一種控制機制，從公司行為的主體范圍與利益相關者的關系來看，法人治理結構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一種基礎性自律機制。王陽(2009)認為傳統的以股權保護為核心的公司治理存在嚴重不足，應基于社會責任對公司治理模式進行重塑，并從職工、債權人參與治理等角度對新公司治理模式進行了論述。

三、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的發展趨勢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經濟社會的發展使得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的重新融合成為了一個重要的發展趨勢。

（一）經濟發展模式的變化使得公司治理必須更多地關注社會責任問題

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后，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模式發生了深刻變化，物質資本在價值創造中的重要性和稀缺性相對下降，而人力資本、無形資本等正日益凸顯其重要性，特別是人力資源、商譽、研發能力、企業形象以及社會認同等，正對企業的價值創造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此因素都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有著密切聯系。

（二）社會依存結構的變遷也使得社會責任問題日益重要

進入新世紀以后，社會的依存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原先很多寬松的社會約束正在變得日益嚴苛，自然環境的壓力以及社會各階層權利意識的強化使得企業生存發展所處的社會依存結構與二十世紀初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變革。無論是自然界出現的環境污染、氣候惡化等問題使得企業必須更多的關注綠色與環保，還是社會中各階層權利意識的覺醒使得企業必須更多地關注職工權益，更好地處理與職工、工會、社區等的關系等，這一切都要求企業必須重新審視自身的公司治理模式

（三）社會各方而的壓力使得企業社會責任逐漸向企業內部滲透

隨著企業社會責任逐漸獲得了社會各方而的認同，也就日益從一種社會思潮和呼吁演化一種為對企業產生實際約束的力量。特別是政府管理部門、社會團體以及消費者力量的強化，使得企業社會責任日益滲透并落實到企業內部，漸漸沖擊傳統的公司治理結構。

參考文獻

[1]王陽.基于社會責任的公司治理模式重塑[J].西北師人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

[2]呂立偉.企業稅收保值信息披露與社會責任履行的實證分析[J].財會通訊(學術版),2006(8).

篇（5）

中圖分類號：G613.7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3315（2014）04-088-001

社會性是指由人的社會存在所獲得的一切特征，符合社會規范的典型行為方式。它所揭示的是兒童個體社會化過程中典型的行為方式。幼兒的社會性特征總是在與一定的社會環境的相互作用之中而得到發展的。區域活動就如一個小小的社會形式，營造了寬松、自然的活動氛圍。其中，幼兒在與環境、教師、同伴的交往中，獲得一些社會性的認知，形成典型的行為方式。因此，如何充分利用區域活動這一活動形式，引導幼兒主動發展，發展幼兒健康的社會認知系統，從而使得幼兒的社會性發展得以良性循環，應該引起教育者的關注與重視。

一、創設“當家作主”的區域環境，讓幼兒成為區域活動的主導者

區域活動的開展必須以一定的環境創設作為依托，幼兒在一定的環境影響下產生興趣、靈感，進而獲得發展。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教師在環境的創設、條件的提供方面占了相當大的角色，容易忽略幼兒參與的作用。創設的環境最終還是作用于幼兒，幼兒從懵懂無知的自然人發展到有一定想法、見解、判斷能力的社會人的成長過程，也離不開環境因素的陶冶與滲透。沒有興趣的學習、被動的參與顯然是沒有實效的。

區域環境作為幼兒活動的“小天地”，作為一個小團體的“小社會”，應充分聽取幼兒的意見，讓幼兒“當家作主”，使幼兒在參與環境創設的過程中，其社會性認知會獲得不斷的提高。例如在進行“交通工具”為主題的區域環境設置時，環境布置當然要體現有關交通工具的知識，環境的創設完全可以引導幼兒自己來完成。幼兒可以走到街頭，認識交通信號燈、觀察車輛的通行，同時認識汽車的種類，自己向有關人員咨詢交通方面的知識，或與家長交流，還能從中發現路段車流量的問題等。其實，幼兒在了解知識的過程，就是一個社會化參與的過程、關注社會的過程。幼兒在區域活動中，通過與自己所創設、所熟識的環境的相互作用，從而使社會性得到發展。

二、營造“我能做主”的活動過程，讓幼兒成為區域活動的引領者

任何一種個性特征、心理品質或行為方式的最終獲得都必須通過自身的實踐。區域活動以一種“小的社會形式”與幼兒相互作用，幼兒在與環境、教師、同伴不斷的社會化交往中獲得發展。區域活動創設了一份相對寬松、愉悅的活動氛圍，幼兒按照自己的興趣進行活動，在活動中給幼兒營造“自己做主”的活動過程，提供給幼兒更多的交往、合作、解決問題的機會。幼兒在與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是一個對自己的社會認知系統不斷同化、順應、達到平衡的過程。還是以“交通工具”的主題活動為例，幼兒在美工區依照標志圖制作標志，發現了自己不熟悉的標志，即先前在自己的社會認知過程中未呈現于大腦印象的標志，使幼兒的認知平衡出現了不平衡。幼兒產生了認知的欲望，他可能會與周圍的幼兒商量，如果討論的結果不能滿足幼兒的認知需求，就更增加了幼兒認知的興趣，向老師求教。經過同化或順應的過程而達到新的平衡，形成新的認知。然后，他會驕傲的講給其他幼兒或者從生活中尋找這類標志，這就是一個社會性的參與活動。在活動過程中，給予幼兒自己做主的機會，讓幼兒能有自己的意愿和主張。

分享與合作是一種親社會的行為。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在很多的情況下，某個活動的過程是由幾個幼兒合作完成的，然后共同分享活動的成果。分享一般是以分工的形式體現的。在進行“交通工具”的主題活動中，美工區制作標志的幼兒與建構區拼插交通工具的幼兒共同建構一所交通指揮場所，并由餐廳的幼兒進行后勤服務，科學區幼兒負責結算，幼兒在活動中很自然、和諧的形成一個互動系統。大家開始的幾個目標都是為總目標服務的，設置了一個社會的場景，幼兒在其中協作分工、交流協商的社會化參與過程。最后分享活動成果、分享成功的快樂。

三、搭建“我的看法”的評價平臺，讓幼兒成為區域活動的鑒賞者

篇（6）

摘　要：本文主要介紹了德州生物科技職業教育集團的成立背景和運行機制，總結了職教集團建設過程中所進行的探索和取得的成果，最后指出職教集團存在的主要問題并提出解決方案，為集團的持續性發展提供了方向。

關鍵詞 ：德科生物職教集團；校企合作；社會服務；中高職銜接

中圖分類號：G7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0-8772（2015）19-0208-02

收稿日期：2015-06-10

作者簡介：范松梅（1978-），女，漢，吉林省吉林人，碩士研究生，生物教研室主任，高校講師 ，研究方向：食品生物技術。

德州生物科技職業教育集團（以下簡稱德科生物職教集團）是經德州市教育局、德州市經濟委員會批準，以協議方式形成的職業教育辦學聯合體，屬于非獨立法人組織。集團成員包括高職學院1個，中職學校2個，行政事業單位和科研機構各1個，生物相關企業4個，形成了企業、學校、事業單位、科研機構四方聯動的集團化模式。

1集團成立背景

1.1區域經濟發展背景

德州市是“中國功能糖城”，并于2008年3月被國家發改委確定為重點建設的國家高技術生物產業基地，是當前山東省以生物制造為特色的第一家專業性國家生物產業基地。德州市的生物產業在生產規模、企業集聚、市場占有率、國際競爭力等方面均位于全國前列。

1.2德科生物專業發展背景

德州科技職業學院自2001年開始設置生物技術及應用專業，并于2003年確定為學院重點建設專業。經過多年來的建設與發展，該專業不斷發展壯大，2009年被評為山東省省級特色專業，是德州地區生物相關專業開設最早、發展最好的高職院校。

結合德州市經濟發展特點和自身專業資源優勢，德州科技職業學院于2009年7月牽頭創建了德科生物職教集團。集團以院校生物類專業為主體，生物相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力量為依托，以共享優化資源為重點，通過校際、校企、企事業單位等之間的深度溝通與全方位合作，充分發揮群體優勢和組合效應，優化生物相關人才培養途徑，探索生物相關人才培養模式，為實現生物方向職業教育更好地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搭建了平臺。

2集團運行機制

為了使不同性質的集團成員單位緊密合作，互利共贏，推進集團可持續發展，集團采用理事會體制，即理事會主導的多元主體共同決策制。集團以德州科技職業學院為主體，聯合各成員單位建立了理事會、常務理事會、監事會、秘書處四級組織機構。為了提高集團中院校成員單位的人才培養質量，再引導所培養的人才在集團內部企事業單位就業，成立了專業建設指導委員會和就業指導委員會。其中，專業建設指導委員會主要負責專業建設、人才培養、師資建設、課程建設、教學改革、教材開發等方面的工作；就業指導委員會主要負責聯合招生、工學交替、訂單培養、就業指導、用人招聘等方面的工作。在集團運行過程中，以成員共同獲益為目標導向，決策、執行、協商、監督四大機制有機融合，相互促進、相互制衡，形成了獨立運作、自我發展、自我約束、自我管理的集團運行機制。

3集團建設的探索與成果

3.1深化校企合作，產學產教融合

集團化辦學深化了校企合作的辦學模式，提高了資源有效利用率和專業人才培養質量。德科生物職教集團各成員單位融合校園文化與企業文化，共同制訂人才培養方案，共同組建師資隊伍，共同建設校內外實驗實訓實習基地，共同實施教育教學過程，共同監控人才培養質量，共同解決就業創業問題。

通過校企聯動，學校與企業共同確定生物專業崗位和崗位群，共同制定生物專業崗位能力標準和要求，共同設置生物專業課程和設計課程內容，聯合編寫教材，使學校教育真正融入企業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做到了產學融合和產教融合。截至目前，校企合作開發了《生物工程設備》、《淀粉制品加工技術》、《功能糖生產技術》等專業課程，聯合編寫了《木糖與木糖醇的生產技術及其應用》、《淀粉制品加工技術》、《淀粉糖與糖醇加工技術》等多門教材。

校企雙方發揮各自在人才培養、專業技術和儀器設備等方面的優勢，合作建立技術創新與產品研發中心，聯合開展教科研項目，使集團成員單位之間在師資、技術、教研、科研、信息、場地、設備等方面實現了資源共享，形成了共贏的局面。截至目前，校企合作開展了山東省高等學校教學改革立項項目《生物技術及應用省特色專業建設研究與實踐》，山東省企業培訓與職工教育重點課題項目《創建具有山東特色的職業教育集團模式》和《企校合作建立實訓基地的研究》，其中后兩項課題還分別獲得一等獎和二等獎。

德科生物職教集團通過深化校企合作，實現了資源優勢互補，有效構建了產學融合和產教融合的職業教育發展通道。

3.2發揮集團資源優勢，服務經濟社會發展

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是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提高區域經濟發展能力的重要力量；是服務民生、促進就業的重要途徑。針對當前城鎮職工、未就業人員、農業人員存在文化水平偏低、技術技能水平亟待提高等問題，集團院校成員單位依托德科生物職教集團這一平臺，充分利用生物專業建設的優質資源，發揮在人才培養、培訓、技術服務、生產示范和成果推廣等方面的作用，針對性地開展學歷教育、技能培訓、技術培養和新技術推廣等方式，進一步提高了上述人員的文化知識水平、專業素質和從業技能，為其成功就業甚至創業提供了條件。目前，德科生物職教集團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的規模達到了400人次/年。

針對集團內部院校、企事業單位和科研機構的專業人才特殊要求，德科生物職教集團成立了職業培訓中心，對學生、教師、企事業單位員工進行職業技能培訓、崗前培訓、崗上培訓和職業技能鑒定，幫助相關人員考取職業資格證書。目前，集團職業培訓中心比較成熟的職業技能鑒定工種有食品檢驗工、藥物檢驗工、化學分析工、化工工藝試驗工、制冷設備維修工、營養配餐員、公共營養師等。對集團內部人員進行的相關培訓和鑒定規模達到800人次/年，成為當地規模最大的勞動力職業能力“加油站”。集團內部還定期舉辦生物相關技能大賽，作為展示學生、教師、員工職業技能水平的平臺。

3.3依托職教集團平臺，中高職實現有機銜接

為了促進集團內部中、高等職業教育的協調發展，德科生物職教集團圍繞德州市區域經濟建設和生物產業發展的需要，加強中、高職院校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實現了中、高職教育的有機銜接。

（1）課程體系設置方面：中職階段注重基礎素質教育，高職階段注重職業素質教育。集團內部中職學校的化學、物理、生物等課程納入中高職一體化的學分認可體系，與高職院校的有機化學、無機及分析化學、生物化學、化工原理、微生物檢測技術等專業基礎課程相對應，已經進行了試點應用且效果良好。

（2）職業資格證書方面：構建中、高職統一的職業資格證書體系，前面所提到的食品檢驗工、藥物檢驗工、化學分析工、化工工藝試驗工、制冷設備維修工等職業技能鑒定工種，中職獲得初級職業資格證書，高職獲得中、高級職業資格證書。

（3）集團內部施行中、高職教師互聘制度，院校教師入企業掛職鍛煉制度和實訓、實習基地共建、共享制度。2013年度集團內中職學校教師到高職院校培訓進修已達到80人，教師互聘25人，到企業進行崗位實踐和掛職鍛煉18人。

正是在以上方面所作出的嘗試和努力，使得2013年度集團內部中職對口升入高職的學生人數達到494人。其中，德州機電工程學校升入德州科技職業學院438人，禹城市職業教育中心升入德州科技職業學院56人。

4集團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4.1集團合作方式松散

德科生物職教集團采用松散的合作方式，集團成員之間的聯系與合作缺乏長效機制和資本紐帶，且在法律法規上沒有明確集團的地位、運作權限和業務范圍，需要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機制。

4.2集團覆蓋面有待拓寬

德科生物職教集團成員單位集中在德州地區，缺乏跨區域合作。集團應該加強對外聯系，吸引更多的院校和企業參與，特別是外地區的國家高技術生物產業基地所覆蓋的院校和企業。

篇（7）

[DOI] 10.13939/ki.zgsc.2015.08.

1 城市社區志愿服務激勵機制概述

截至2013年年底，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20243萬人，占總人口14.9%，65周歲及以上人口13161萬人，占總人口9.7%。[1]預計2050年中國人口預期壽命將達到80歲，健康狀況佳的老年人占41.3%， 中等的占41.4%， 70歲以下身體健康且具備勞動能力的低齡老人占70%以上， 依賴性老人僅占1%。[2]在老年福利需求日益增加而服務供不應求的現狀下，城市社區中的老年資源卻不受重視。

城市社區志愿服務是社區服務的一部分，老年人志愿者又是其中更細小的分支，他們參與走訪、調解等志愿活動，并表現出獨有的特征和優勢。城市社區老年人參與志愿服務激勵機制，限定了激勵的客體是城市社區老年人志愿者，手段是政府、社會、公眾、志愿者組織等相關群體對其一系列激勵制度設計等。

2 相關激勵理論及要求[3]

激勵理論主要分為內容型激勵理論、過程型激勵理論和綜合型激勵理論。三者各有側重，特征鮮明，可為完善城市社區老年人參與志愿服務激勵機制對策提供指向性參考。

內容型激勵理論主要研究是圍繞如何激發動機因素和滿足需要來開展的。過程型激勵理論主要研究動機從產生到采取實際行動的心理過程。綜合型激勵理論認為，激勵是一個動態、循環的過程，包含組織成員的努力程度、工作績效、獎酬、滿足感四個主要變量。

內容型激勵理論啟示我們，針對志愿者不同的動機采取不同的激勵手段和方法。過程型激勵理論告訴我們應協調好各群體間的激勵利益關系，注重他們的博弈關系，努力提高老年人志愿者的公平感，通過內在激勵的方法調動其積極性。綜合型激勵理論啟示我們，有效激勵老年人志愿者就要不斷增強其角色認同，挖掘其潛能，增加其內心滿意度，充分發揮老年人夕陽紅的余熱，再次實現他們的社會價值。

3 城市社區老年人參與志愿服務激勵機制的發展困境

3.1 激勵意識淡薄

受傳統人事觀念等因素的影響，城市社區對于激勵老年人參與志愿服務的意識淡薄，束縛了低齡老人展示夕陽紅的魅力，弱化了他們繼續實現社會價值的能力。總體來說，退休老人對物質欲望呈邊際效率遞減的趨勢， 轉而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富有和社會的認同感，這是激勵老人參與志愿服務很好的切入點，不會摻雜較多的功利心和復雜的人際關系。此外，相比其他在職的社會群體，老年人擁有更專業更扎實的知識、更熟練的技能、更充裕的時間、更獨到全面的見解、更寬闊的胸懷等優勢，能夠大大降低在服務過程中發生沖突的概率。所以，應讓退休老年人主動、自愿參與志愿服務， 實現退休前后生活的對接，彌補社會組織系統發展中志愿者服務中的不足。

3.2 激勵制度的缺陷

第一，缺乏針對性的培訓機制。現有的城市社區志愿組織未能較好地綜合考慮老年人志愿者退休前的崗位特點、專長優勢和知識水平等方面，針對大致情況甚至想當然地制定“一刀切”的培訓計劃，導致培訓制度缺乏針對性和目的性。

第二，獎勵制度落后。城市社區志愿服務的獎勵形式不過種種，主要是表揚、表彰等精神層面的鼓勵，缺乏有效的物質獎勵，如提供適當獎金和補貼等。自愿服務不代表無償，雖然老年人志愿者有積蓄或者養老保險，但是我們不能一味依靠老年人自己無償出資，有的人可以出資但因各種原因無法身體力行，有的愿意出力但資金有限。現有的獎勵方式沒有針對老年人志愿者需求的差異來采取靈活的獎勵方式，不能很好地滿足其多元化的需求，久而久之可能降低其長期參與服務的期望與熱情。

第三，政府主導，缺乏民主管理的氛圍。首先，我們必須意識到志愿組織非個人所有，而是由多人參與的組織，形成的基礎是志愿者共同的價值觀。受“自上而下”管理觀念的束縛，我國城市社區志愿組織仍采取“家長制”的管理方式，導致老年人志愿者服務組織的獨立性與自治性較低，實質上變成了準政府組織，這與志愿服務組織的初衷相背離。[4]其實，注重精神追求的老年人更希望通過志愿服務與周圍人溝通，緩解內心的空虛而不是被居委會強制安排任務，缺乏自主性的命令式管理只會壓制他們的積極性，俗話說，“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長期的束縛會導致志愿服務效果不佳的惡性循環，一旦陷入了這樣的怪圈，就很難再以旁觀者的姿態抽離。

3.3 缺乏有利的外部環境

第一，專門性的社區志愿服務法制建設缺失

1999年，廣東省率先制定了全國第一部地方性法規《廣東省青年志愿服務條例》，隨后北京、上海、天津、山東、江蘇等十幾個省市相繼頒布了青年志愿服務條例。但青年志愿者不能完全等同于社區志愿者，更不能代表城市社區的老年人志愿者，城市社區老年志愿服務有其服務的重點領域及組織運用的特殊性，忽視這些特殊性容易造成志愿服務的隨意性、盲目性和無序性。[5]

第二，對老年人參與城市社區志愿服務的社會認同感缺乏

我國城市社區志愿服務組織發展歷史較短，加上老人年志愿者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不被全面了解，產生許多誤解和偏見，質疑他們的參與目的，輿論壓力使老年人不愿投入到志愿服務中。

4 完善城市社區老年人參與志愿服務激勵機制的對策建議

城市社區老年人參與志愿服務激勵機制健全與否，直接影響著老年人志愿服務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影響著城市社區志愿服務的科學化、常規化、規范化發展。

4.1 宏觀方面

4.1.1 走出傳統的認識誤區，樹立正確的現代城市社區志愿服務價值理念

現有的志愿服務組織大都有一個通病，即青年志愿者沒有固定的時間，無法經常處在城市社區中參與服務，不能形成行之有效的組織體系，積極性充沛而行動力不足，相比之下老年人機動的活動時間有著不可比擬的優越性，在提供走訪、調解等志愿服務方面有更好的環境適應性。

4.1.2 健全城市社區老年人參與志愿服務的激勵制度

首先，健全培訓制度，根據內容型激勵理論的要求，應加強培訓的針對性和全面性，力求符合老年人志愿者的需要。考慮到老年人工作經歷、經驗和培訓意愿的差異性，削減對其熟悉領域的培訓，更加注重合格志愿者基本知識和技能的培訓，并定期進行心理輔導，讓他們提供服務的同時也能保持良好的心理狀態。

其次，豐富組織的獎勵制度。應堅持精神鼓勵與物質獎勵相結合，精神鼓勵已相對多樣化，物質獎勵的方式主要有：一是少量的經濟補償，提供一定的物質成本費、交通補貼費、餐飲補貼費和通信補貼費等；二是實物性獎勵，發放一定的服裝、食品飲料、榮譽證書等；三是無形的物質形式，運用志愿服務的時間儲蓄制度、等時儲蓄制度和道德銀行形式，保障其未來受到同等待遇，以實現“助人自助”的效果。[6]

再次，健全民主管理機制。一健全參與機制，二注重工作自主性并適當授權。[7]讓老年人志愿者有被信任和成就感的感知，充分發揮個人能力。

4.1.3 優化社區志愿服務激勵的外部環境

第一，加快立法進程。首先應加快全國性志愿服務法律建設工作，確保志愿服務組織能夠在社會上獲取足夠的地位和權威，保障此類志愿服務的資金來源；其次，制定城市社區老年人參與志愿服務的專門性的法規。

第二，營造寬松積極的志愿服務氛圍。為此，應發揮政府人才政策的導向作用，積極鼓勵和支持離退休等具有高素質和專業技能的人才從事社區志愿服務，擴大城市社區志愿者隊伍，引導退休低齡老人人才資源的合理流動。

4.2微觀方面――建立并完善自我激勵機制[8]

首先，堅持自我激勵。克服外界偏見的干擾，堅定為大眾服務的信念，這是提高志愿者自身認知、保持志愿人才服務熱情的內在動力和基本要求。

其次，加強自我學習。城市社區志愿老年人志愿者要保持主動學習、自主成長的精神追求，本著“活到老，學到老”的態度，努力學習城市社區志愿服務相關知識，主動參加有關的教育培訓，增強自身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從而實現自身的持續性成長。

5 結語

本文主要著眼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城市社區中老年人參與志愿服務激勵機制的發展困境及對策研究。文章概述了相關激勵理論及要求，指出城市社區老年人參與志愿服務的現狀和發展困境，包括激勵意識淡薄、激勵制度不健全等方面。針對這些問題應采取針對性的解決措施，包括宏觀和微觀方面，宏觀方面主要涉及樹立正確的激勵理念、健全相關的激勵制度、采取相應措施優化激勵環境；微觀方面主要指老年人志愿者的自我激勵，從學習知識和技能到心理狀態的自我調試。建立健全城市社區老年人參與志愿服務的激勵機制有利于發揮其主動性和積極性，促進和諧社區及和諧社會的建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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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楊珂，劉典文.老年人參與社會組織志愿服務問題探微[J].山東行政學院山東省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0（2）：83-85.

[3]丁元竹，江汛清.志愿活動研究：類型、評價與管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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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袁明符.我國社區志愿服務激勵機制的問題與對策研究[D].重慶：重慶大學，2011.

[6]陳茗， 林志婉. 老年志愿者活動的理論思考和實證分析[J].人口學刊，2003（4）.

篇（8）

中圖分類號：F28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8937（2013）11-0044-02

1 研究意義

建設項目經理是工程建設項目管理的核心和靈魂人物，是企業法定代表人在項目上的一次性授權管理者和責任主體，是決定項目成敗的將帥之才。項目經理實質上是一類特殊的職業經理人，他跟建筑企業之間是委托—關系，他跟所有的職業經理人一樣都是憑借自己的經營管理才能為資本獲取報酬，只不過項目經理是以經營管理好一個又一個建設項目而不是經營管理好整個企業為其終身職業，其職業化水平或職業信用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工程建設的成敗和建筑企業的興亡。目前對職業經理人還沒有建立起科學的評價和約束機制，職業經理人信用危機已成為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問題，包括建筑企業在內的各類企業與其職業經理人之間存在嚴重的信用危機，具體表現在雇主企業將職業經理視為外人，缺乏信任，而職業經理人隊伍本身存在的能力不足，特別是道德缺陷，很難滿足雇主企業成長的需要。在歐美發達國家，職業信用是職業經理人最重要的一項資產，經理人失信或敗德意味著其個人職業生涯的終結。如何對建筑行業的職業經理人的職業信用做出科學的測度和評價，以此來指導建筑企業和工程建設相關利益群體選擇信譽良好的職業經理人就顯得特別得重要。總之，項目經理的職業信用研究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其實踐指導價值也很高。

2 研究現狀

項目經理個人信用在其執業中非常關鍵，其以往的執業經歷是雇主重點考察的內容。建設項目經理的個人素質和道德水準左右著企業的信用水平，對企業信用的形成起著直接的關鍵作用。誠信體系建設和信用評價研究如果不落實到個體的職業信用上，則建筑行業和全社會的誠信體系建設就只能是一個夢。

職業信用是個人信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企業信用形成的基礎，對于雇主而言，其意義遠大于商業信用。相對于商業信用而言，職業信用的研究國內外都是一個薄弱環節。國外是從2002年美國安然公司破產事件以后才開始重視職業信用的研究，目前國內外專門研究建設項目經理職業信用的成果和文獻資料都較少，國內所能查到的文獻只有極少的幾篇。但是，與此相關的商業信用與建筑行業信用、建設項目經理的資質測評、素質測評、績效考評、勝任力測評方面的研究成果則比較多，這些成果是研究建設項目經理職業信用測評的重要基礎。

2.1 商業信用與建筑行業信用研究現狀

目前提到 “信用”一詞，一般是指商業信用，它包括信用、消費信用、企業信用，關于商業信用評價的理論和方法比較成熟，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多。關于建筑行業信用評價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則少很多。

2.2 職業信用研究現狀

相對于商業信用研究而言，職業信用研究則比較薄弱，針對會計、教師、司法等職業的信用研究文獻還有一些，而專門針對建設項目經理職業信用的研究幾乎是空白。關于職業信用的組成內容，一般包括身份、學歷、工作表現等三個方面，這些在國內外都是通過雇前調查獲取，這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而關于職業信用概念的內涵，目前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都缺乏一個統一權威的界定。遼寧社會科學院的張春昕認為職業信用屬于廣義信用的范疇，是指人們在工作過程中，周圍人通過總結其行為的規律性表現，對其認可和信任程度的描述，具體表現為職業技能和職業道德等各方面的綜合素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趙敏、皇甫剛則認為，職業信用是指一個人的職業技能、職業道德和各個方面的素質的綜合，重點體現在個人對工作所負責任的承諾和遵守上。

2.3 與建設項目經理職業信用測評相關的理論與方法

國內外全面、完整、系統、綜合地進行建設項目經理職業信用測評研究的成果和文獻很少，但關于建設項目經理的職業資質測評、績效考評、勝任力測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則較多。職業資質是對項目經理從事項目管理職業所必須具備的能力和條件的基本要求，某種意義上講它測評的是項目經理的初始信用等級；績效考評是關于項目經理以往從事項目管理的工作行為、工作表現和工作成果的一種測評，它是預測項目經理未來績效和職業信用的重要基礎；勝任力測評則是事先對項目經理是否適合管理某一個具體項目的知識、能力和素質等做出的綜合評判，勝任力測評的實質是項目經理的個性特征和個人素質（personality）跟他所要管理的項目匹配的程度（project manager—project fit），它跟職業信用測評兩者之間關系最為緊密。

2.3.1 項目經理資質測評綜述

資質測評是項目經理從業資格的認證，目前有美國的PMP認證、歐洲的IPMP認證、英國的CIOB認證、中國（雙法）項目管理研究委員會（PMRC）認證以及中國建筑業協會認證等。

2.3.2 建設項目經理績效考評研究綜述

目前關于建設項目經理績效考評研究的文獻和成果非常多，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其代表性成果分別介紹如下：

第一類是關于建設項目經理工作績效影響因子的研究，如英國學者Mohammed，Fishily，Dulaimi和David Langford指出項目經理的行為和工作效率受內部和外部兩大類因素即個人因素和情景因素的影響。

第二類是關于建設項目經理績效考評方法和模型的研究如英國學者D K Acadia，D G Proverbs 和 P O Olomolaiye對大規模的住房建設項目提出了一個以能力為基礎的多維概念模型。該模型采用多元回歸技術得出了施工階段項目經理的績效結論。

第三類是關于如何提升建設項目經理工作績效水平的研究如英國學者John Kissi，Andrew Dainty和Martin Tuuli探討了組合項目經理的變革型領導行為對項目績效的影響，對英國的112名變革型項目組合經理采用調查問卷的方法發現了項目組合經理在提升項目績效上的重要性，并且明確了為增強績效，以組織為基礎培養變革型領導行為的必要性。

2.3.3 建設項目經理勝任力測評研究綜述

勝任力（competence）是20世紀70年代初由著名的組織行為研究者哈佛大學教授David McClelland針對組織在人員的選聘和甄選中采用傳統的智力測驗、性格測驗、學校的學術測驗及等級分數等手段，不能預測其從事復雜工作和高層次職位工作的績效，或在生活中是否能取得成功，同時對某些特定人群還存在不公平性而提出的。勝任力的概念提出后，受到企業界和學術界的極大關注，勝任力的研究立即成為全球的焦點。眾多學者對此也展開了廣泛地研究，其研究成果大體分為三類，代表性成果分別介紹如下：

第一類是關于建設項目經理勝任力綜合特征的研究如瑞典學者Ralf Muller和法國學者Rodney Turner認為項目的成功由兩種結果的差異確定，一種是項目成果，另一種經營業績。前者是項目經理的態度造成的，后者是由項目經理的態度和能力綜合作用造成的結果，為此研究了項目經理的態度和領導能力對不同類型的項目的成功的相對重要性。此外Ralf Muller和Rodney Turner還通過400份領導力發展問卷（LDQ）分析成功的項目經理的智力、管理和情緒的勝任力（分別是IQ，EQ和MQ），發現所有類型項目中成功項目經理在一個子維度IQ（即批判性思維）和三個子維度EQ（即影響力，積極性和自覺性）上高度表達，而另一個子維度MQ則隨項目不同而不同。

第二類是關于建設項目經理選聘數學模型的研究如美國學者Abbas Rashidi，伊朗學者Fateme Jazebi和美國學者 Ioannis Brilakis針對大型項目經理的選聘問題建立了一個基于IF-THEN法則和遺傳法則的模糊系統，根據候選人的各種基本資料來為項目選擇合適的項目經理。

第三類是關于建設項目經理的職業道德、心理學和項目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如英國學者Nancy Madder，Denise A Bower and Bernard Aritua認為建筑業需要在戰略意識上作出轉變，他們在傳統項目管理的管理模式的基礎上通過將心理偏好、勝任力鑒定、工作績效、工作滿意度和繼任規劃聯系起來，為項目管理從業者提供一個改良的職業發展的框架。

3 研究發展趨勢

筆者認為職業信用和商業信用都是對償還債務的意愿和能力的一種測度，其中商業信用測度的是債務人按時償還用貨幣計量的全部債務的可能性大小和可信程度，而職業信用評價中的“債務”很特殊，一般不會甚至于不可能用貨幣計量，因為它實際上是對職場人士遵守職業規范、履行崗位職責、實現個人對雇主承諾的工作目標的完美程度和可能性大小的一種測度。總之，職業信用跟商業信用從內涵及外延方面都有其本質的不同，雖然都是對償還債務的意愿和能力的一種測度，但是兩種“債務”很不相同。職業信用相對而言是隱性的，其定量測評具有更高的難度，特別需要測評理論和方法的創新。

綜上所述，國內外從某一個側面（比如職業道德）研究建設項目經理職業信用的文獻較多，關于信用、消費信用、企業信用的評級理論已趨成熟，關于建設項目經理的資質測評、績效考評、勝任力測評的研究成果也比較多，而全面、完整、系統、綜合地進行建設項目經理職業信用測評研究的成果和文獻則非常少，包括建筑企業在內的各類企業與其職業經理人之間存在嚴重的信用危機，所以本項目從綜合測評的角度展開職業信用研究，以此填補國內的空白，不僅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而且對實際工作有直接的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 黃明知，祝星星，邱茂國.項目經理職業信用測評的初步研究[J].建筑，2011，（22）： 18-19.

[2] 黃明知.建筑施工項目經理職業化研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3.

篇（9）

關鍵詞： 大學生；社區；管理；服務；模式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communities；management；services；mode

中圖分類號：G71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24-0264-02

0 引言

大學生公寓是學生日常學習、生活的主要場所，是高校育人的主要陣地，也是矛盾和安全事故易發地。隨著經濟社會和高等教育改革的發展，高校學生公寓管理工作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因此，在大學生公寓的管理過程中，就要與時俱進，充分發揮教師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善于分析大學生公寓中個體與群體、點與面的特點，及時了解學生思想動向和心理需求，充分認識學生心理動向和需求背后因素的復雜性、綜合性，對大學生公寓管理規律加以認真研究，并積極探索公寓育人的新模式，創新公寓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機制。

1 大學生公寓管理的現狀

1.1 公寓管理觀念上存在誤區 以往學校管理上，認為大學生都是成年人，高校學生公寓管理工作就是負責學生宿舍的安全、衛生，只要宿舍不著火，不出亂子，就算完成任務，對學生重管理輕服務，學生宿舍成了沒有部門牽頭管理服務的真空地帶。

1.2 公寓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薄弱 學生在宿舍內的行為表現失控，黨員發展沒有全程化培養，也沒有充分發揮入黨積極分子、學生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學生在教師視野之外的表現，老師無從掌握，僅憑表面現象評價學生。

1.3 公寓文化內涵建設落后 大學生宿舍成了僅僅是為學生提工了住宿的地方，為了豐富學生的課余生活才能增強學生宿舍內的文化氛圍，這樣才能形成真正的文明宿舍，促使文化的內涵建設大大增強。

1.4 公寓安全管理沒有形成嚴密的防控體系 大學生公寓人員集中，是安全重地，需要各部門聯動，建立科學的防控體系。目前各職能部門沒有有效對接，尚未形成科學合理的安全事件預防、報告和應急處置機制。

1.5 公寓尚未形成科學、高效的育人合力 學生工作管理隊伍沒有真正深入到宿舍和學生群體中，工作重事輕人，僅局限于處理日常事務和各類突發性事件；部分管理服務人員教育管理方式方法簡單，服務意識淡薄；缺乏正式的組織和規范的管理，學生自我管理也流于形式，并沒有代表廣大學生真正參與到大學生公寓管理工作中來。

2 加強大學生公寓管理的意義

2.1 國家和社會高度關注 國家教育部十分關注高校的學生管理工作，為了推動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的深入，加強學生公寓的管理創新工作，從1999年至2002年共召開了四次全國性的高校后勤工作會議。在2002年2月22日以教發(2002)6號文下發《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學生公寓管理的若干意見》；2002年8月26日以教社政（2002）9號文下發了《教育部關于加強高等學校學生公寓安全管理的若千意見》。中國高教學會后勤管理研究分會于2003年7月25日還專門成立了學生公寓專業部。高校學生公寓建設和管理的得到更好的發展。這樣建立健全學生公寓管理體系不僅是順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推進高校兩個文明建設。

2.2 學生素質教育的主要陣地 隨著我國城市社區的發展越來越快，高等教育體制逐年改革，“大學生社區”順應需要開始產生的，學生社區就是學生課余生活的總和，它主要是包括大學生宿舍、包括文體活動場所、宿舍區商業服務網點和學生食堂等的生活以及自習學習、大學生活動等的校園特定區域[1]。大學生社區為是大學生學習交流、生活娛樂提供了的主要場所，把課堂延伸到了實實在在的生活之中，在這里學生之間可以分享學習和生活方面的信息，交流學習心得，共同探討疑問和難點知識，相互聯絡感情，總之，為大學生成長、成才營造了良好的氛圍，與此同時也是為學生進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能力提供了實踐的課堂。

篇（10）

正如巴班斯基所說：“教學最優化可以說是從解決教學任務的有效性和師生時間消費的合理性著眼，有科學根據地選擇和實施該條件下最好的教學方案。”[1]教學最優化的第一個標準是每一個學生在教育、發展方面都達到一定水平，這種水平恰好符合他最近發展區的實際學習可能。“最近發展區”[2]是前蘇聯心理學家維果茨基提出的，其涵義是學生的發展有兩種水平：第一種稱為現有發展水平，表現為學生運用已有的知識經驗獨立完成；第二種是潛在的發展水平，是那些尚處于形成狀態，表現為學生還不能獨立地完成，但在教師的幫助下，通過訓練和自己的努力，才能完成。這個觀點的基本點在于“發展”。那么怎樣使學生的知識水平和能力在課堂中得到充分提高呢？

1.基于學生最近發展區設計有效活動

1.1活動是中學物理教學開展的最基本的方式

活動是由一系列有目的、動機的動作構成的完整系統。活動是一種體驗，通過活動，人們認識周圍的世界，從而形成人的各種個性品質[3]。所以人的心理、意識都是在活動中形成和發展起來。

由于中學生具有好奇、好動、好學和好思的特點，因而中學生在課堂里有觀察和發現的愿望、有動手的需求、有表達愿望和交流的沖動。課堂里小小的一個體驗活動，可以給學生提供這樣的平臺，使學生的體驗有時間和空間上的保證，這正是新課程倡導的。中學物理學習應“實踐而有得”，“實踐”就是體驗活動、學習的過程。在教授新的內容時，教師不必急于講解，可先給學生提供“實踐”的機會，讓學生自己總結。

1.2基于活動創設最近發展區的課堂教學案例分析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這節課是讓學生在活動中激發興趣、產生質疑、引發思考，實現在活動中學習，在學習中活動，在活動中實現三維目標，使學生在活潑愉快的情緒體驗中自然地進行學習和提升智慧。

活動1：利用多媒體課件展示“古人常說孤掌難鳴，為什么呢”，引導學生從力的概念入手思考并回答出“一個物體是不能產生力的作用”，在此基礎上追問：“右手用力拍向左手，雙手有何感覺？”并親身示范拍手實驗，并讓他們實際體驗。

點評：通過“拍手”這一身邊的簡單、易操作的小事，引發學生對力的相互性的研究興趣，使學生領悟到物理與生活、物理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物理起源于生活，學生通過對物理知識的學習，將身邊的物質世界與物理課本聯系起來，激發自身探索自然、熱愛生活的激情[4]。

活動2：多媒體展示四組實驗讓學生以分好的小組自主選擇對應的實驗，選擇對應的器材進行實驗并用ipad移動終端拍攝過程，之后相互討論回答學案中的問題。結束后，教師投影展示學生的測量結果，并引導學生比較、討論，引導學生自主發現規律。

實驗1：兩手分別拿氣球并相互擠壓，觀察兩只氣球接觸的地方有什么現象？

實驗2：將固定磁鐵的小車向另一固定磁鐵的小車靠近至一定距離時釋放，觀察看到的現象？

實驗3：手指壓筆尖，手指有何感覺？手指有形變嗎？

實驗4：兩只彈簧秤對拉，觀察彈簧秤的示數？

點評：通過4個實驗，學生易獲得物體直接力的作用是相互的，這一規律的獲取在大部分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內。實驗4是研究彈力，看似與實驗1、3重復，但是實驗4更是一個提升。彈簧秤可以讀出這對相互作用力的大小，多次實驗對比結果發現力的大小都是相同的，需要教師正確有效地在實驗中引導學生找出規律。這一實驗活動不僅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觀察力、邏輯思維，敢于就數據中的情況與他人交流意見，重證據的科學態度，激發學生進一步研究的興趣。

活動3：展示學校龍舟隊獲得好成績，學生在興奮、驕傲的同時，老師拋出問題“用所學解釋為何用槳向后滑水，舟向前行駛”，啟發學生思考。

點評：這個活動旨在學生總結出規律的基礎上，結合生活中的事例，讓學生在生活中學會有所觀察，有所思索，有所實踐，既能激起學生強烈的求知欲，又能體會到物理知識在生活中的實際應用價值。

活動4：演示火箭升天的視頻，引起學生的興趣和思考，留作課后作業，讓學生課后上網搜索火箭的相關資料，并用所學知識解釋火箭為何可以升空。

點評：在課堂上，學生學習物理的活動時間非常有限，教師應積極把物理由課內向課外延伸，讓學生自己查閱資料，進行社會調查、實踐，把物理學習由課堂向課前開放，這樣不僅能夠開闊學生的知識視野，豐富知識，而且能夠培養學生自主探求知識的能力及提高搜集和處理信息的能力。

2.結語

基于活動的課堂教學之所以成功和有效，其原因在于精心設計活動，且活動本身就是有效的。所謂有效活動，就是緊扣教學目標的活動，基于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基礎，設計出的有效活動。有效活動是學生認知、情感、行為發展的基礎，是學生實現發展的重要途徑。教師要從學生實際出發，在了解學生實際能力的基礎上，精心設計科學活動，創設物理教學之最近發展區。

參考文獻：

[1]巴班斯基.論教學過程最優化.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2.